经济领域里，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，就是“卷”。郑永年提到，全国各地在发展经济时过于“卷”，并且这种“卷”还停留在存量经济的层面。这种情况就好比一池死水，难以激起新的浪花，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生机之源。
理解当下的“内卷”现状
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，过去国家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传导速度较快，而现在，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全面建成，这种传导效果明显减弱。以某些传统产业密集区为例，尽管政府不断推出政策，但企业活力依然欠缺。各地企业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激烈竞争，宛如在已分好的小蛋糕中争夺份额，发展空间日益狭小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企业感到焦虑，员工也倍感疲惫。
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环境变迁，以往的手段难以打破僵局。在现有经济规模的基础上，传统的发展路径仿佛陷入了一个无底洞，越陷越深，难以找到出路。这并非企业不愿寻求发展，实在是眼前的困境限制了它们的行动。
科技创新是关键
科技创新照亮了新发展的道路。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，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需求日益增强。在美国，相关公司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。然而，中美两国公司在这一领域的差距仍然较大。以人工智能算法研发为例，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已经取得了不少领先成果，并投入巨资构建超大规模云计算能力，众多成果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。
在中国，尽管存在一些表现不俗的人工智能公司，但与美国企业相较，在整体竞争态势中，它们的优势尚不明显。科技创新可以催生新产品和全新的经济行为，这无疑是为打破现有经济模式的僵局、避免恶性竞争提供了关键的动力。若能抓住科技创新的机遇实现突破，就如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，能够开辟出广阔的新天地。
跨越中等技术水平
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，要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产业提升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特别是“突破中等技术水平”这一点至关重要。过去，我们通过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来加速发展，但到了一定阶段，不能仅仅依赖这一点。在制造业中，一些关键领域，例如高端装备制造技术，我国目前还处于中等水平。特别是在航空发动机制造领域，虽然我国已取得一定进步，但与世界最先进水平相比，技术差距仍然较大，这限制了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水平。
这些关键领域如软件算法、半导体等，技术发展受限明显，使得相关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。要突破这些难题，我们不仅要在技术上迎头赶上，还要在理念、制度上进行创新和改革。
新三驾马车的重要性
郑永年团队提出的促进经济增长的“新三驾马车”包括基础科研、技术转化和金融支持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在基础科研领域，类似西方国家，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扮演着关键角色，政府也通过多种途径提供支持。我国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在基础科研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比如在量子通讯领域，我国科研人员在高校和研究所的研究成果，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。
技术转化的实践中，企业扮演着核心角色。在美国，这一任务主要由民营企业承担；而在我国及部分其他国家，政府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以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为例，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携手合作，加快了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步伐。在金融服务领域，金融机构扮演着主导地位，而财政系统也能为基础科研提供支持。不过，当前的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。
体制机制改革需求
二十届三中全会着重提出，教育、科技和人才应实现一体化改革。目前，管理体系中存在的分割问题是关键障碍。比如，在创新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研发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，沟通不畅和制约现象十分严重。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，我国拥有众多原创研发成果，但由于监管审批周期长、药价难以合理上涨等问题，这些成果纷纷流失海外。
在互联网行业，众多富有创新精神的游戏项目都流向了海外。若想扭转这一局面，让以独角兽企业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得以扎根本土，迫切需要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。
从“块”入手的建议
郑永年提出，应从“块状”区域着手解决相关问题。新加坡在小型区域内汇聚众多医药科学家并取得显著成果，便是这一观点的例证。长三角地区可以效仿此做法，设立“科技创新特区”，推动产学研的紧密结合。例如，可以构建一个涵盖全产业链的科技创新园区，使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及金融机构等实现深度合作。学生能够直接从高校步入企业参与研发实践，企业也能迅速获得金融支持，以便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。
当前“条块结合”的管理模式下，“条”方面改革较为困难，不妨转换角度，从“块”入手。这样的做法可能有助于突破困境，给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，防止在现有经济规模中过度竞争。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所在的地方或行业，是否也面临着类似受限于现有经济规模而发展受阻的问题？欢迎读者们踊跃留言、点赞及转发。
